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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村


“中关村”,曾经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,但今天,这三个字已成为中国经济、科技、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符号;中国创新精神的一种象征;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品牌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一起汹涌。北京中关村一带本来就是科研院所、大专院校密集的地区,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科技人才,此时,他们中的许多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传统观念的影响,陆续走出大院,下海弄潮!

80年代中关村电子一条街

曾有人把“中关村电子一条街”称为中国新技术革命的摇篮和心脏,这条街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重大,这条街创造的观念、模式以及文化将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国21世纪的进程。
进入21世纪,中关村科技园区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中国“硅谷”,美国《时代周刊》这样评价中关村“致力于培养中国的比尔·盖茨,并将带领中国进入信息时代”。
纪世瀛,中关村“第一村民”。1980年在半间库房里成立技术服务部,以准企业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。此后,小人物和大历史,每一步的探索、前进、曲折和奋斗,都契合着改革开放、科技创新的脉搏。

憋在大院里的“硅谷”心

纪世瀛与陈春先
 

74岁的中关村“第一村民”纪世瀛,依然拥有一颗沸腾的心。闲暇的时候,他会来到中关村大街,走上天桥,远眺1980年下海创业时的旧址——当时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“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”,成立时的中科院半间库房,就在如今四通和科海的大楼之间。
他会追忆起某一年,自己和已去世的同为中关村“创业斗士”的陈春先在这座天桥上照相,两人遥望着旧址抚今追昔,唏嘘不已。“想起他,想起另一个战友崔文栋。”
纪世瀛有很多头衔——中关村最早“下海”的弄潮人,民营科技企业的代言人,“中关村第一闯将”……在36年前,38岁的纪世瀛和陈春先身处中科院的“深宅大院”中,他是中科院最年轻的工程师,陈春先是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。
“那时候,中关村就是一个农村小镇,中科院大墙里头科技范儿十足,大墙外却是刀耕火种,天天都是农民的吆喝声,鸡鸣犬吠,马嘶驴叫声中,种小麦、种玉米、烧秸秆,墙内墙外两重天。”纪世瀛陷进了当年的回忆中。
当时还不允许公职人员下海经商,中科院的研究成果档案灰尘满布,大墙外的社会却看不到一眼,更谈不上推广应用。在这种旧体制下,作为科研人员的纪世瀛压抑、苦闷:“浑身是劲使不出来,我觉得很悲哀,为什么墙内墙外差别这么大,不能像美国一样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。我特别想闯出一条路子。”与此同时,等离子专家陈春先考察了美国128号高技术公路和硅谷之后,倡导也要搞中国的“硅谷一条街”。

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

1980年10月23日,中科院物理所的半间库房里,我国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——“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”创立,无工商注册,无法人代表,中关村的“科技游击队”就此开始“游荡”。正是在这间小小的库房里,几个创办人立志要把中关村打造为“科技特区”,建设成中国的“硅谷”。
小小的服务部,如同中关村大街上一排排的白杨树,在人们没留神的当口,已有绿叶“沙沙”作响。
36年后的今天,中关村每天都在“翻篇”,创新生态圈日新月异,已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。这群下海“吃螃蟹”的科学家们偷偷成立的小小服务部,正是燎原之前的星星之火。

干不成宁愿卖大葱

1980年“下海”,纪世瀛抱着“豁出去”的念头,舍弃了平坦舒服的科研之路,选择了前途未卜的实验小径。这里头,有个“大葱的故事”。
那时候,纪世瀛就想,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“改革创新”了,我们就试一把,大方向、大政策总是没错的,最坏也就是不让干了。“我发现,中关村商店的大葱一毛多一斤,菜市场才几分钱一斤,我早上3点半起来,蹬一板车大葱去卖,就能活!”这就是纪世瀛的“豁出去”理论,干不成,无所谓,宁愿卖大葱,也无法忍受现在旧体制下的压抑。下海创业是为了发财?面对这样的问题,纪世瀛的回答是:发什么财?连饭都没的吃了。

中关村创业大街

如今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百花盛开、万马奔腾的景象,令纪世瀛异常感慨。在走访了创业大街后,他表示,这条大街的创业氛围正印证了大街运营者双创街投资的口号“让创业更轻松”。“现在创业是光荣的事儿,宝贝儿一样,含着怕化了、捧着怕飞了,就连总理都来关注创业大街。回想起我们那时候

犹如身处黑暗隧洞之中,四面楚歌,查账、封门、盯梢,冰火两重天,现在太幸福了。”
创业初期的技术服务部,政策没有,开账号不行,刻章不成,由于太“超前”,没有国家法制环境来保障这小小的新生事物,被人认为是个“怪物”。因为服务部提供咨询服务挣了3万元,每人发了15块的奖金,惊动了中科院,服务部于是被查账、封门、盯梢、甚至立案调查。中科院认为服务部有经济问题,扰乱了科研人员的思想,搅乱了科研秩序,腐蚀了科技队伍,是“不务正业、歪门邪道”。到1982年,服务部被彻底封门。

敢为创新先遣队


1983年1月25日清晨,纪世瀛被邻居拍门喊醒,“你们可以翻身了!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你们在探索一条新路子,肯定你们了!”1月29日,《经济日报》发表文章说:“为尽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,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,竟遭到阻挠,国务院领导同志说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,应予鼓励。”随后,中央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。
之后,纪世瀛创办了北京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——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,但同样遭到厄运,物资被查封、牌子被摘掉。即便如此,纪世瀛的创业精神并未死去,而是继续在中关村扎根、发芽。
1986年,这帮不死的“华夏”人创建了北京市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,顽强地延续着第一个民办科技企业的生命。1987年的《光明日报》报道说:“北京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完成了30多个社会急需项目,使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。”
但顽固的保守思想总是惧怕并不断抵制新生事物,民营企业再次陷入低潮。“骗子一条街”、“资本主义的温床”……民办企业界阴影重重。1987年成立的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,成了民企在危难之时的“阵地”,作为会长的纪世瀛在政协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番“狂言”,他认为,民营经济将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,预言10年之后,民营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,15年后将会三分天下有其二。这个预言在当时一切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总方针政策下,颇为“逆潮流”,听得一些人一身冷汗。
纪世瀛说,自己和战友三十多年来的沉浮命运,都“踩”在中央政策的点上,呼应紧密。“党中央说改革开放,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,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,我们就做‘游击队’、‘先遣队’。说白了,这种领先还不就是创新!”
“我要用一生写好七个字:民营科技和中关村。”纪世瀛说。中关村的本质是什么,中关村的希望在哪儿,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中关村,纪世瀛认为,这是每一个“执掌”中关村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。答案就是:中关村是中国改革创新的排头兵。

 

 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逐浪·点评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中关村:一路引领中国创新
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曹楠

 

 

 

中关村,一个纯地域概念,同北京城任何一个地名一样古老、普通。不同的是,今天这里已经成为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、创新最活跃、创新能力最强劲的区域。

 

 

 

硕果累累,追根溯源

一是坚持解放思想,把握时代脉搏,“敢为天下先”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科研人员敢于下海“吃螃蟹”,到“中关村电子一条街”,再到引领今日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,中关村大跨步发展的几个节点,都是解放思想、突破体制束缚的结果。

二是坚持独特的创新文化建设与创新精神的传承。一代一代的中关村创业者,从陈春先、纪世瀛,到柳传志、段永基,再到张朝阳、李彦宏、刘强东,他们勇于创新,不怕失败,在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感召下,广纳世界英才,扛起中国创造的大旗,勇往直前,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。

三是坚持体制机制创新,积极推进政府转型,营造创新创业环境。体制机制的配套改革,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,使得“中关村电子一条街”迎来了勃勃发展的春天,民营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先后建立;使得更多的科技人员敢于采取辞职、停薪留职或调离等方式,在社会上承包领办企业,实现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;使得世界各地的创业者能够来到中关村,发挥特长,挑战自我。一路走来,中关村用自己的发展历程诠释了创新之意,它是中国创新之路的最好见证。

 

 

(来源:北京晨报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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